读《北京味儿》随想：客观评价清末民初学人史

瞿宣颖（兑之）的名字，我并不陌生。因近年来整理曾祖父夏孙桐（晚号闰庵，晚辈尊称闰庵年丈）生平、著述、交游，对处在同一时期并有着共同经历的人和事有了些许了解。前不久有幸得到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北京味儿》一书，它引起我浓厚兴趣。

时年夏孙桐已82岁高龄，依然笔力扛鼎；瞿宣颖年富力强，正活跃于政学两界。值北京古学院成立，任职者依然是同圈中人。据郭则沄记述：“为提倡旧学计，始与都下旧人筹设古学院，意在访求古籍，砥课后进。”（《郭则沄自订年谱（丁丑1937）》）夏孙桐因多种考虑退还古学院聘书（实拒之），1938年郭则沄“使人以书至曰，‘本院有大反公义之所为，仆无力救正，请辞'。”（同上）而瞿宣颖与吴廷燮、周肇祥等依然任上，潜研旧籍，辑佚编刊。

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，面对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生态环境，瞿宣颖在阐释学人对文化学术应秉持的态度时，强调“身为史官，为国存史”的职责：“凡是负责经营文化事业的人，应该忘怀于一时的政治现象，而竭力发挥所谓为学术求学术的精神。说一句充类至极的话：纵使亡国，而我们的事业却不可以中断。因为我们的事业实在是国家复兴的基础。”（《〈北京味儿〉代后记·北平史官》）

学术文化处于历史性转向之际，瞿宣颖以及老辈学人们，依然守护着民族学术文化的根，即使身陷困境亦不弃不离。“卓然一代人物，即有所短，亦白璧微瑕。”（王士禛《池北偶谈·谈献六·琐缀录》）因此，理性客观地评价清末民初学人的史学地位与学术价值，钩深致远，探赜洞微，将他们的作品著述昭然于世，让学界在借鉴继承中发扬光大，于学于史皆有裨益。

《北京味儿》由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赵珩先生撰序推荐。赵珩先生的曾伯祖赵尔巽与夏孙桐曾勠力同心于《清史稿》编纂，可谓患难与共。其时赵尔巽任馆长，夏孙桐“经手最多而亦最出力”。赵珩先生在《〈北京味儿〉序》中提到，瞿宣颖“与当时的北京耆旧学人往来频繁，如傅增湘、俞陛云、周肇祥、郭则沄、柯昌泗、刘盼遂、吴廷燮、夏孙桐、陈垣、夏仁虎、溥心畲、李释戡、徐一士、黄孝纾等往来密切。”这其中多系我查阅史料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人物，有些与夏孙桐还是至交、忘年交。他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，官宦之家，书香门第，幼承庭训，师从大师；又有着类似的经历，早应史职，习谙掌故，胸有定见，载笔春秋。

近代中国，波谲云诡弹指间。洋务图强、维新变法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等，国家命运包括“北平的命运”转变的同时，文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。相同的境遇，不同的抉择，结果自然大相径庭。一些学者曾认为，早期老辈学人的社会交往、文化理念与变革中的现实格格不入，故不愿更多提及。但无可否定的是，旧时学人国学功底深厚，学术扎实且素负盛名。怀铅提椠、拾遗补阙、修史编志，是他们生活之日常；搜访勘刻、保护国粹、表章学术，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志向。为此，他们为之倾注心血，甚至不遗余力。七七事变后，京都沦陷，他们目睹“莽莽神州兵气亘，听不得，泽鸿哀。”叹“丛菊漫淹词客泪，偏多傍，战场开。”（夏孙桐《南楼令·秋怀次韵》）世事维艰，生存与守节考验着同样活跃于政学两界的旧时文人。夏仁虎《腊梅诗》云：“微吟托比兴，借物寓讥贬。”“莫道非花亦是花，狗蝇琐琐逞芳华。描摹东阁新官样，篡取南枝旧世家。”亦可窥见其时部分学人处境之尴尬。

《北京味儿》收录了瞿宣颖多篇“旧京遗事”“燕京杂记”，“零珠碎玉”连缀出一幅又一幅《春明感旧图》，近代北京亦随之多层面地跃然纸上。比如，瞿宣颖于什刹海酒楼会贤堂“凭阑俯视，全景在目，把酒遐思，直如南渡后人追想汴京繁华也。”（《故都见闻录·西涯》）1934年溥心畲约遗老遗少社集萃锦园，晚饮于会贤堂楼上，夜观什刹海夜景：“微雨如烟，隔岸灯火辉煌，景色殊胜。”（《夏孙桐戊寅日记》）陶然亭更是当时文人雅集登高常往之地，留下诸多至今耐人寻味的奇闻逸事。夏孙桐《乙丑江亭修禊》诗有：“北眄黑窑台，中枢峙岧峣。贵人乞丐装，高踞啜新醪。”注云：“清季，有宗室贵爵，数人相与，敝衣垢面，日聚黑窑台上，谓之乞丐装。临散，乃盥沐冠带，鲜衣怒马而去。时人怪愕，以为亡国之征。”瞿宣颖记述：“光绪季年以后，京曹多居内城，江亭之会遂希。民国以后，社坛北海，相继辟园，簪裾雅集，喜喧恶寂。春明旧事，渐已淡忘，更无人访此寒烟野水矣。”（《故都闻见录·陶然亭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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